秦汉唐

欲览东湖，乘车至梨园，见东湖旅游景点分布图，然梨园无标注，茫然于方位，遂求助一中年男子。

“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处在东湖的什么方位？是否在西北？”

“武汉没有东南西北的！”

“总该有个东南西北的吧？”

“东湖是圆的，哪来的东南西北？”

愕然。

入景区游览，出门又问一老者。

此人曾就职湖北省电网公司，遍游全中国，极为健谈，给我讲述了东湖的历史——原是私人湖泊，后捐献政府，故几无古迹，水域面积、加上陆地的面积，乃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云云，又拿西湖进行对比，还说了说我的家乡陕西。他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我刚去观览的一片叫听涛景区，然后指湖曰东曰南，得出结论——我们在湖之东南！

蒙了，如其所指为真，则我们所在应该是湖之西北啊！

再观景点分布图，确认为西北。

不禁对武汉人的方位感叹为观止。

 

积 雪 啊， 是 那 山 头 戴 的 帽 子，

森 林 啊， 是 那 山 梁 穿 的 衣 裳；
白 云 啊， 是 那 山 腰 缠 的 丝 带，

江 水 啊， 在 那 山 下 奔 流 欢 唱 ....
这 就 是 西 藏 高 原， 我 的 家 乡。

（西 藏 民 歌）

 

残  缺  的  雪  莲  花

中国在中国印制的地图上，西藏南部察隅、墨脱两县的南部只标志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如果想去那一带走走，离很远就会被边防军挡住，印度军队就在对面。他们会发现那片地区事实上只在中国地图上属于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有九万多平方公里。解放军作家金辉对那片土地这样换算：
　　——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
　　——相当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
　　——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
　　——相当于六个科威特；
　　——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
　　——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这样换算，换算者的立场是鲜明的。金辉是军队作家，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尤其代表中国军队的情绪。印度对此也许有另一套说法，把历史拆零碎，肯定对双方都能提供相当多的根据。事实上，二十世纪以前，这一段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明确划定过，而是以东方式的模糊形态按照传统进行实际控制，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随着英国势力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1914年3月，在印度的西姆拉，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了一条英方勘定的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

　　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五千支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边界被篡改了，如英国人贝尔所说“西藏人不会画地图”，反正西藏代表在那个条约上签了字。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产生。但是即使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英国一直没有公开宣布条约，也没有在她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那个传统边界和“麦克马洪线”之间所夹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就是中国和印度争执至今的。现在，中国出版的地图继续按传统划界，印度地图则早已经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的合法边界。〖1〗

　　不过中国的地图只在理论上存在，仅能表达中国的主权要求，而非实际的领土控制。那片领土现在属于印度。1950年以前，“麦克马洪线”同样是理论，不管双方的地图怎么画，那片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行政建制也不存在或徒有虚名，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1949年后，大概是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新中国正在产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以前先下手为强，从1950年，印军开始向北推进，到1953年，“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全部被印度实际控制。中共那时刚刚进藏，没有能力做出实质性反应。当时的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又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中共也不好翻脸。

　　在边境扩张方面，印度一向采取锲而不舍的积极姿态。一直到今天，西藏边防部队都无时不感受来自印度处心积虑和顽强的压力。印度对待中印边境争端的指导思想就如印度记者曼克卡尔在《谁是六二年的罪人》一书中所披露的：
　　“1961年11月，尼赫鲁总理向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驻军发出了新的命令……我们的守备部队接到了尽一切可能向前推进，积极占领整个边境的命令：在边防线上，哪里有空隙，就到哪里巡逻，或建立哨所。在陆军总部的会议上，赫鲁说：哪一方修建一个对立的哨所，那么它就将成功地在这一特殊地域建立自己的主权，因为实际上的主权十个有九个都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除了印度在边境不断进逼，对1959年的西藏“叛乱”，印度在感情上也同情叛乱一方。中共认定印度为叛乱者提供了实质性的援助。印度收留了逃亡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民，对中共肯定也是刺激，叛乱藏人的游击队还以印度领土为基地继续骚扰中国。把老帐新帐加到一块算总帐，中国于1962年发动了她所称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当初我们发动那场战争的动机并非真是所谓“自卫”，更主要的是为了“教训一下”印度。和邓小平主席后来为了“教训一下越南”(邓小平语)发动战争一样，帝王的“教训”意识在中共领导人那里是很强的。那是否是一场“正义”之战，双方到底谁有理，这里没有必要讨论。国际政治本来就无“正义”而言，每个国家自己的利益和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教训”意识指导的战争之荒谬在于，让国家劳民伤财和将士流血牺牲打一场战争，最后的结果却仅仅是供领导人出气。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是这种荒谬达到极至的典型，出完气还要表现“大度”和“仁义”(实则是表现帝王式的傲慢及对敌方的羞辱)，而那虚荣的满足是用国家安全与利益换取的——不但把已经收复的有争议领土白白放弃，而且永远失去了一个能使中国一劳永逸稳定西藏的机会。时至今日，木已成舟，当年决策的愚蠢以及不可挽回的后果，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国原本已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和胜利。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原西藏林芝军分区政委阎士贵大校这样回忆：
　　“1962年自卫反击战，打过去很顺利，几路基本都打到了传统习惯线，就是我们地图上标的国界线。我们以四万兵力，四路出击，西线从错那攻达旺、邦迪拉，东线在察隅，中间两路这边从墨脱沿雅鲁藏布江往下游打，还一路沿苏班西里河推进。只用了一个月就基本收复失地。而印度方面，它的国防部长说，动用了印军三十二万四千人。有个西山口，印军说我们至少要攻半年，结果一个早上就拿了下来。那时候部队士气高，战斗力强。我们以穿插和偷袭为主，动摇它的后方，前线马上溃退。印军说你们不正规，没有这么打的。但是我们赢了，他们输了。他们都是雇佣军，胡子兵，说中国是娃娃兵。吃了败仗之后，他们才知道娃娃兵的厉害。”〖2〗

　　当时中国方面除了有部队士气高，战斗力强的优势，还得到战区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未见得是出于支持共产党。之所以存在一个传统习惯边界线，在于那一带历史上一直为藏文明覆盖。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控区。老百姓对西藏是有向心力的。林芝军分区的原副司令李春回忆：
　　“反击战开始后，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么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么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牦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五十人运，几分钟就运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3〗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阎士贵大校说：
　　“不要这片土地，军人想不通，老百姓也想不通。六二年我们从雪山向下压，势如破竹，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越打越快。往回撤的时候，可是越走越慢。战士们想不通，这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还要撤？为了体现我们是仁义之师，还把缴获的车辆装备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地都还给了他们。”〖4〗

　　中国军队接到的命令不仅是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撤回到“麦克马洪线”，还要再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结果印军不但轻易返回原来控制的地区，又趁虚而入，继续向北蚕食推进，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一片被中国收复又放弃的土地是比西藏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富饶的地方。那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下降到一二千米甚至几百米，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土地极其肥沃。植物茂盛，能够生长菠萝香蕉。自然景观奇异，矿产丰富。雅鲁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弯”，可利用的落差2230米，如果横切大拐弯建一条40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为4500万千瓦以上，是长江葛洲坝电站的17倍，是三峡电站的四倍，投资却比三峡低得多，又没有移民、生态、战争灾难一类的问题。然而这个设想中激动人心的超级水电站，却被“麦克马洪线”拦腰切断。

　　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所长徐凤翔说：
　　“我们搞森林的，一说起来就是西藏林蓄量居全国第二位，可谁也不说这只是理论林蓄量。因为实际上，西藏森林的一半在控制线之外，准确地说，是52.8％在人家手里。其实，这个数字仍然不准确。这只是按森林面积算……(控制线那边的)中低海拔原始森林单位面积的蓄木量大得多。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实际上，西藏森林资源的80％不在我们手里。”〖5〗

 

 

正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写的情歌：
　　　　　压根儿没见最好，
　　　　　也省得情思萦绕。
　　　　　原来不熟也好，
　　　　　就不会这般神魂颠倒。

　　那些打仗时亲身到过那片土地的军人，对那片土地的得而复失最为耿耿于怀，至今念念不忘，甚至敢于直截了当地批评当时的领导人。

　　现任林芝军分区司令员王克忠大校这样说：
　　“那可是个好地方啊，比这边还好。当年打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见了。指望谈判是根本谈不回来了。伊拉克占了科威特，全世界的外交压力那么大，还有经济制裁，没用！还是老头子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可是老人家在这失策了。我们一撤，他们(指印度)又占了过来，越占便宜还越卖乖。他们口头上喊和平，实际上是真干，完全是积极进攻的态势。我们也说和平，倒是言行一致，一点动作也没有，就是消极防御。现在这么下去，我们越来越被动，越来越要命。即使后人想收回来和有能力打了，可是机会也已经让我们现在的政策给拖没了。”〖6〗

　　阎士贵大校虽然没有点名，但是说得更厉害：“可惜了这片土地，现在想拿回来不容易了……搞成这个样子，后人要骂我们还不如清朝的最后一个驻藏大臣赵尔丰！”(注：我查阅清史后得知赵尔丰虽然曾被中央政府任命过驻藏大臣一职，但还没有走到拉萨就又收到谕旨，让联豫依旧任驻藏大臣。但赵尔丰苦心经营康藏七年，立下了亘古奇功，我佩服之极。可惜因为宣统三年四川“保路运动”蜂起，赵尔丰依旧以经营康边的态度对之，自然难免落得个悲剧下场，令人唏嘘不已。)

　　连一位到西藏旅游的台湾女士都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那么大片的国土收复了以后，又让给了印度？现在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几届中央政府中最强大的，可是让人想不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么软弱？”

　　确实不太好理解。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死盯住不放，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另一方面对面积大三倍的这片领土，却随随便便就丢掉。全归于软弱不尽然。尤其是……（省略），为几个黑龙江上一涨水就淹掉一半的小岛，敢跟比印度强大多少倍的苏联交火。问题在于当时不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不值一提的小事，高兴了甚至可以随便赏赐于人——当年的许多边界纠纷都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他的治国完全以他的个人意愿及心理满足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化往往塑造不以大欺小的“英雄”形像，当“小”者实在过于不自量而百般挑衅，令人忍无可忍之时，“大”者一出手就可将其打翻在地。这时“大”者再将其扶起，把武器还给他，甚至再给一些赏赐，表示“大”者的胸怀和宽容。“小”者被教训一番，无地自容，从此不敢轻举妄动。周围的观众齐声叫好，把英雄佩服得体投地。我想在古书中泡了一辈子的当时的领导人，62年的中印战争之后一定会长时间地自我陶醉于这个形像之中。

　　从当时的意识形态出发，中国力图扮演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营的领袖。印度当时正是那个阵营的重要成员，“教训”一下不碍大事，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对我们的全球战略和盟主地位就会不利。所以教训完了，要立刻适可而止，再给几根胡萝卜。可是，这根胡萝卜稍大了一点——九万二千平方公里。

　　金辉在他的书里对那段历史这样结论：
　　“1962年中国和印度发生的边境战争，就当时看，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
　　“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如果当年印度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一地区肯定不会如此占尽便宜，如果当时中国在此地失败，那么现在反而大概不会这么被动和可怜。”〖7〗

　　金辉充满激愤而言的屈辱，主要是领土的丧失和目前中方在中印边境所处的弱势。但是中国还有另一个至少相等(甚至更大)的遗憾：如果62年打过去不撤回来，向那九万二千平方公里肥沃富庶的土地移去几百万内地汉族人口——那片地区的中低海拔和亚热带气候完全适应汉人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及身体条件，内地贫困地区的农民会把迁居那里当作好福气——就等于在西藏的中心地带与印度之间建立起一条汉文明的血肉长城，将西藏与印度传统上的紧密关系割断，把西藏包围在汉文明圈内，从此一劳永逸地根除西藏独立的可能。西藏自治区现在一共有二百二十万藏人，中国全部藏区的藏族人口加一块也不过五六百万，如果在那一片地区移去五百万汉人(印度现在已向那里移民一百余万，那里的资源足以养活更多人口)，哪里还会有西藏分离的问题？西藏又能向哪里分离呢？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一代新人已经能在那里从出生到成人，彻底扎根，完全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园了。
　　现在，这三十多年是给了印度移民在那里长起一代新人的时间，那里成了他们的家园。时间是合法性的最好来源，强权成为公理往往都是在时间的帮助下。中国1962年使用了强权，却放弃了时间，得了暴力之名，却没有得到公理。金辉在他的书里主张现在再打一仗收复失地，这可能代表了一些军人、尤其是西藏军人的主张。他这样写：
　　“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考虑，全部或大部收复失地将是我们唯一合理的选择。1962年，我军以几万兵力反击印军，作战一个月基本收复失地。若以后在中印边界反击侵略收复失地，兵力也许要比当年多投入一些，作战一个月假设需直接军费十五亿元，即使再增加一倍，若能收复失地。从政治上看完成了一项神圣事业，从经济上看仍是一本万利。收复失地反击作战的代价不会高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但是和那场战争相比，不论战争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国防、民族团结、国际等各方面，都要有益有利得多。”〖8〗
　　军事上是否能如金辉估计得这样乐观，首先值得怀疑。印度军队已今非昔比。62年失败的耻辱使其卧薪尝胆，九年后的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今天就更不可同日而语。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兵目前是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国的任何进攻。
　　中国军队也发生了变化。当年的战斗力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激励——即所谓的“精神原子弹”，也就是当年放在第一位的“人的因素”。始终被动员在颠峰状态的高昂士气使解放军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能创造按常规思维不可想象的奇迹。今天，“文化大革命”的幻灭，政治腐败与丑恶的全面暴露，商品观念的蔓延，以及军队经商的腐蚀，使军队精神大不如前，当年最有威力的武器——不怕牺牲(这个武器甚至能使“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战胜当初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荡然无存。解放军战斗力的下降，在79年对越南的战争中已经有表现，这十几年向金钱社会转型，腐蚀性更是空前，“人的因素”已不成为解放军可以占据优势的条件，战斗力来源只能转移到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和科技上。但是这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之一是军队让位，军事现代化虽然有所进步，速度相对较慢。至少在中印边境的实力对比，明显逊于印军。
　　现代化战争与62年的战争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后勤的依赖大大加强，光靠当年的牦牛和妇女老少齐上阵，四岁的孩子背罐头远不再胜任。那必须是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在最短的时间里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最多的物资、给养、武器弹药。从军事上，青藏高原是中国的屏障，是有利条件，但是从地理上，青藏高原反过来成为中国军队后勤体系极为头疼的障碍。运输是几乎不可解决的瓶颈。印军的背后却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畅通无阻，后勤保证极为强大可靠。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使占领合法化之后，中国军队强烈主张借此再打一场中印边境战争，象62年那样收复失地(当然不会再放弃)，除了其他因素的阻碍，军队内部的反对意见主要就来自后勤系统，他们无法为战争需要提供保证。
　　即使上述问题都不考虑，都能最终克服，取得最后胜利，把那九万二千多平方公里拿了回来，还会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已经移居那片地区的一百多万印度移民怎么办？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根。留下他们，不啻是另一个朝思暮想搞分离的西藏，也没有了中国移民的空间。赶走他们，制造如此规模的难民潮，连锁的麻烦会多得不可想象。
　　面对时间造成的既成事实，那片土地已经很难再被中国重新拿到。62年是唯一的机会，那时印度实现实际控制只有十来年，事实还未既成；印度移民尚不多，当地居民对西藏普遍有向心力；中国对印度又有较大军事优势。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全部具备，而且已经在事实上把那片土地拿了回来。只要守住，坚持若干年，既成事实就在中国一方，今天的主动权也属于中国了。对中国，遗憾的是，为了一个或几个领导人的心理满足，这个机会已经永远地丧失，不可复得了。
 补充：我最近在网络上浏览到一篇文章，论述当初解放军缘何在中印之战中主动撤离所占土地，其结果是因为后勤给养不足所致。我不想细致去争辩什么，只觉得这种谬论使人感觉那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本就不是中国领土。难道因为给养困难就可以放弃国土？当年左宗棠公率湘军挥师新疆时可曾坐过汽车？就说西藏，当初福康安大将军横贯藏地直趋尼泊尔时不也是条件艰苦，难道比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还强大不成？不置一驳。

 

 

参考文献：

　　【1】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5，696页；谭·戈伦夫　《现代西藏的诞生》93－96页；金辉《西藏墨脱的诱惑》76－79页
　　【2】金辉，《西藏墨脱的诱惑》，80页
　　【3】同上，88页
　　【4】同上，80页
　　【5】同上，95页
　　【6】同上，91页
　　【7】同上，102页
　　【8】同上，97页

 

附图：

 印度阿鲁纳恰尔(Arunachal Pradesh)邦地图

印度全国地图

中印分歧地形图

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图1

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图2

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地图3

 

 

资料一：　　　　ARUNACHAL PRADESH(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1987年由印度非法成立）约90000平方公里（台湾才70000平方公里），此区是我国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南坡最肥沃的一块土地，雨量充沛，亚热带气候，经印度多年不懈的移民，现有人口100多万，几乎是西藏的一半，最上的转角就是著名的雅鲁藏布江大转弯，南迦巴瓦峰（Namcha Barwa)就在中国实控区的一侧。印度实控边境线其实离川藏公路，滇藏公路生命线很近。怪不得我国要尽快把铁路从北边的青海尽快修到西藏去，这可是事关战略部署的要害啊，1962年我国对印作战，在已把该区全部控制后又因为雨雪季的来临，就是因为后方的交通线路不济，无法保证后勤，而无奈的退出该区的。不公平的是，我发现国际上的地图大都把该区绘在印度一侧，确认是印度的领土了。 　　　　

资料二：　　　　世界上除了阿拉伯人有一块被犹太人占领的“被占领土”有些名气外，人们不知道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还有一块中国的“被占领土”，这就是被印度占领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近9万平方公里土地。旧西藏曾设立七个行政于此，进入上世纪中叶以后，非法入侵的印度已经牢固地占领了此地。1987年印度议会正式立法成立阿鲁纳恰尔邦，分设11个行政区进行管辖。 　　　　阿鲁纳恰尔邦，首府伊塔娜噶，2001人口统计90余万人。用亚洲开发银行人士的话来说，这里乃是亚洲唯一待开发的处女地。用西方旅游界人士的话，这里是另一个类似亚马逊河上游那样的动植物天堂。中国农业部门通过比对卫星照片，发现这里是中国版图上森林蓄积最丰富的地区。这里的水利资源极其丰富，印度政府已经规划在雅鲁藏布江和苏班西里河上建设装机2000千瓦以上的巨型水利枢纽。

090909

一个百年一遇的好日子

据说很多城市预约登记结婚的人数都创了记录

因为这个日子寓意天长地久

而今天也正好是小儿孕育满八月的日子

下个月16日是他/她的预产期

祝福一下自己

且不管黄万里教授的理论是否正确

预言是否会成真

之前和同事闲聊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那就是

三峡工程使西安气候变得更加湿润了

雨水更多了

高温天气更少了

所以不管其他地方人怎么诋毁三峡工程

西安人作为受惠者是应该感谢这项工程的

但愿当初中央决策的时候就考虑到要滋润西安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还都长安

如果真如此

那实在是深谋远虑

太英明了

支持一下

在水源上偶尔发现的一篇文章，从中了解到母校的一些往事现状，转来以自勉——

http://www.bangfromsun.net/2009/08/20/%E5%86%99%E7%BB%99%E4%BA%A4%E5%A4%A7/

那天在飞机上翻开一本《北大往事》，这本小书出自无时无刻不在宣扬“北大精神”的孔庆东之手。恰好同座的另一名女士从北大毕业，我翻阅它的行为让对方误以为我也是一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那种“北大沙文主义”的实在冲击。对话时我底气相当不足，就像见到了老贵族的暴发户，最多只懂得炫耀自己财富多少，排名怎样靠前——这在一群暴发户的聚会中是最闪亮的身份标签，然而面对一间更有传统的学校，这种炫耀无济于事，还会引发对方一阵暗暗的鄙薄。于是我避免和她进行任何关于近年来各间大学发展如何迅猛的讨论，只是聊了聊彼此学校的历史，以及，历史背后蕴含着的个性与传统——那种真正区分彼此的特征，而非《美妙新世界》中描写的上千个贝塔等级试管婴儿相同的长相。
其实，一直以来都想给交大写点什么，但是因为阅历限制，我始终无法想清楚一间大学的存在对它培养出的个体、或是对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迟迟都没有动笔。这是那天对话的整理，包含着我的一点思考，仍然浅薄，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1. 不能不说盛宣怀
一百一十四年前，甲午战争在双方交战八个月之后以中国海军的全军覆灭而告终。两个月后，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来，整个中国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只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日本这个在文化上几乎仰赖中国鼻息成长了两千年，被多数中国人蔑称为倭国的岛屿国家，就冷血的将自己的老师屠戮的片甲不留。条约签署者李鸿章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朝廷面对公众愤怒时的替罪羊，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而此时，李鸿章的得意门生盛宣怀刚刚年逾半百。作为一位从二十几年前就开始替李鸿章打理轮船招商局、湖北煤铁、全国电报网络的精明官僚，他自然而然的成为李鸿章洋务理想的最佳继承人。
然而十九世纪末这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战争必定会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入反思，更何况是遭受了最大挫折的洋务派——他们此前三十年都一直坚信西方的船坚炮利可以挽救这个浑身伤病的古老帝国，而悲惨的现实则逼迫他们给出新的答案。
行事一向谨慎低调的盛宣怀用踏实做事而非引发激烈讨论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获得专折奏事权之后，盛宣怀向皇帝表达政见的第一个奏折就是《条陈自强大计折》，在它的附片《请设学堂片》中，盛宣怀指出，自强图存有三个相辅相成的条件：“强兵”、“理财”、“育才”。而其中，育才是最根本的途径。在这份奏折里，他不动声色的提出在上海建立南洋公学，培养政治、理财、外交、法律等“政学”人才，以和北方的天津西学学堂培养工矿“艺学”人才遥相呼应，以图“收效……十年之后”。
这就是交通大学的发端了，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正式开学，四年后，1901年的春天，南洋公学更是开设了“储国家栋梁之材”的特班，交通大学第一代的著名校友就出自这一班教师和学子——譬如开中国话剧之先河，撰写过“长亭外，古道边”的李叔同，和后来以兼收并蓄的自由之风缔造了让几代中国学子追忆的那个黄金时代的蔡元培。
那就是交大的第一代人，他们志向远大、意气风发。在这一代人的培养过程中，盛宣怀的影子始终穿插其中，在他一生所上的几百次奏折中，有二十几次是为办学所上的专折。而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是为国家储备自强图存的经国之才而建立，所以更是得到了盛宣怀的格外青睐。他亲任南洋公学的督办，一手促成师范院的建立，甚至在办学之初，他还亲自以个人名义连续11天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启示，并在自己的府邸中对初试录取者进行复试，以确保进入学校的每名生员都是勤奋努力聪颖敦厚的可造之才——而最终目的，则是实现他在《请设学堂片》中培育国家栋梁之材的愿景。
而今，恐怕除了校史馆的守门老人，已经没有几个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可以清晰的描述交大建立时为国储材的初衷，以及盛宣怀对于这所学校的寄望了。

2. 工学名校
这似乎是交大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1920年12月，当时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将交通部所属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以及由南洋公学演变而来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四校合一，统称为国立交通大学。
交大最出名的一批校友都毕业于1920年的合校前后到内战之前的这段日子里，这也是交通大学为之骄傲的资本所在：从最早的茅以升到三十年代毕业的钱学森，再到后来的王安、杨嘉墀、吴文俊。这每一个名字都极为闪亮，他们身上具有的品格也凝结成交通大学在确立为工科学校之后的立身之本——那就是认真严谨。
单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应该说交大人是有自豪资本的——从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茅以升负笈美国为发端，到第五个十年里的内战爆发，交通大学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以当之无愧的“东方MIT”头衔傲视整个东亚的同类大学。相比蔡元培担任校长十年就让知识分子群体在接近一个世纪中怀念不已的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拥有着更加低调漫长的脚踏实地却独善其身的辉煌——这大概也是工程师性格的最佳体现。
这三十年中的故事几乎每个交大毕业生都耳熟能详：那时候，交通大学的教师基本都拥有博士头衔，并且毕业自欧美名校；校方对学生有着近乎严苛的修道院式的管理，因此能够合格毕业的学生大多极为优秀——就连白先勇的《台北人》里，吸引到永远端庄美丽的尹雪艳的，不也是新到台北的实业巨子，交大毕业生徐壮图么？甚至，他的学生茅以升在去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因为入学试成绩极为出色，卡校决定从此对交通大学毕业生免试入学；因为抗战原因未带交大毕业证就赶到美国的王安在刚到哈佛大学时，对方一听交通大学的名头，也立即破格录取。
这恐怕是所有近年从交大毕业的学生最好的意淫对象了，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始终没有看清，能对那三十年里的交通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之列闪闪发光的原因作出最好诠释的，其实是钱学森那张静静躺在校史馆陈列柜里的考卷。在那张考卷上，青年钱学森的字迹干净整齐——然而因为疏忽，他忘记了给答案的单位加上括号，随后钱学森亲自找到教授，给自己几乎完美的考卷减去了几分。

3.交通大学，我将如何来爱你
我知道你大概想说钱学森这么做一定是疯了，至少，这种行为有严重的沽名钓誉嫌疑。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交通大学让人感到担忧的原因。有什么比丢失自己的身份更加可怕的事情呢？然而在这里，一所大学的立身之本却被她的后人们认为是愚蠢或是虚伪的表现——在这点上，交通大学不像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大学——老百姓说“北大出疯子”，在那里，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点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生存空间。尽管在上一轮教育检查中，北大校方迫于压力，自我阉割了最具有北大特色的具象化象征三角地。
但在这里，交通大学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精神核心却似乎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水土流失——在本世纪初开始的建立综合大学的一窝蜂行动中，试图迅速提高排名、摆脱“工科院校”头衔的交通大学似乎在潜意识里更加排挤工程师味道十足的“严密严谨”的生存空间。
那么，如果一所大学失去了她的灵魂，她还会剩下些什么？是位于上海南郊挤满了五千亩面积的价值不菲的大楼和硬件设施吗？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六百亩价值不菲的地产吗？是每年从中央和上海地方拿到的，对排名前进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18亿拨款吗？
如果一所大学的一切都可以用物质价格来衡量的话，那她和一间公司又有什么分别，甚至，她连创造了BCG矩阵、推广了SWOT分析法的麦肯锡、贝恩、波士顿等咨询公司都不如——至少后者还在不断创造大量的精神产品，树立着引人注目的商业社会价值标杆。她只是位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制造车间，只有在那里，一切才都是用物质进行衡量的。
不是吗？数一数我们近十几年来仅有的一些骄傲吧：沈南鹏、杨元庆，似乎再也没有更为响亮的名字出现了。然而他们两个，一位是接受了美国MBA那种敢拼敢杀的训练，另一个则是在更为学究气的中国科技大学读完了自己的研究生，并且似乎也更喜欢科大毕业的这个标签。
在香港，我认识了一个并非本港一流大学毕业，却拿到了包括普林斯顿、耶鲁、纽约、芝加哥等九所顶级大学经济学博士录取通知书的男生。他对我讲的一席话让我感触良多，他说：“我认为，第一流的毕业生应该是留在高校中研究学术；第二流的则是去做政府智囊；第三流的则是去华尔街呼风唤雨；那些进入行业，为资本家卖命的学者，根本不入流”。
不觉得这个本港二流学校的毕业生和我们这间自诩为中国一流大学创造出的毕业生有些不一样吗？在现在的交通大学里，更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往往是每年有几个人进入了麦肯锡或是中金，而这种沾沾自喜还不仅仅来自于一种充满信心的自我肯定，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和同城的复旦大学进行的虚妄对比——如果战胜复旦，则一片欢呼雀跃；如果被复旦击败，就要么酸溜溜的咬牙切齿，要么垂头丧气一片死寂。甚至，她的领导在官方会议上也以此标榜自己的政绩——本应改造整个社会格局、引领社会风向的高校，正在用外界摇摆不定的指标作为自己成功与否唯一的衡量标准，居然还试图以此佐证自己距离世界一流高校又近了几步。这一切都让人们对这间高校的志向和口头上的崇高目标充满了怀疑。
法乎其上，取乎其中；法乎其中，取乎其下。如果一所高校实际上的最高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霸占某个地域的就业位置，那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她必将不可避免的滑向庸俗和迷失自我。
一个学校的兴衰，从来都是通过她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品质和精神面貌体现出来的。前段时间和一个校友聊天，席间他说起来自己追求女生的一个诀窍——在句尾加上一句“我是工科毕业的，你知道我们工科人从来都是用事实说话”。我一下子被他逗乐了，看来这还真的不是只有自己才掌握的小伎俩。可是交通大学毕业的身份真的只剩下这样一丁点作用了吗？
看来是的——因为只有缺乏内在价值的时候，他的学生才会不断从外部寻找能让自己获得自豪感的精神来源。有时为了争夺那可怜的一点点精神资源不惜进行手足相残，同属一脉的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不就是这样吗？每次大型校庆，双方在民间都要打的不可开交——一个宣称地理位置决定了自身的正统地位，另一个则庸俗的套用梅贻琦的那句“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证明在50年代分校后，占有了更多老教授的才是名门正派。他们就像两个争夺家产的兄弟一样，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手中掌握的资源宣称自己才是父亲最宠爱的嫡亲。然而这些家产却随着时间不断风化消失掉了。甚至，这种无谓的争端最终还要通过一个在交通大学读了短短一年的政治人物才能作出最终判决。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内报写道：“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说的一句体己话：‘我就是徐家汇这个交大出来的’，曾经令多少交大人热泪盈眶”，上海交大随即激动的拆去了徐汇校区的毛泽东铜像，换上了新总书记的题字碑——仿佛通过最高领导人的一锤定音才夺回了本属于自己的荣誉。
可是真正的荣誉是不会被夺走的，它只会由于自己的堕落以及掩饰堕落的行为而不断被侵蚀。三年前轰动一时的汉芯事件，让这间试图重新崛起的大学蒙受了声誉上的巨大损失。我原本期望这会成为重建交大严谨风格的一次契机，然而事件接下来的发展不免让人沮丧：上位的领导们极为低调的处理这起事件——在这个涉及上亿投资的学术诈骗事件中没有一个人受到应有的严厉惩罚；而她的在校生们也希望这起严重事故被彻底封杀，以免自己未来的名声受到玷污——在面对来自其他学校的嘲笑时，学生们会用群起攻之代替理性思考，用“你们屁股也不干净”或是“社会大环境引诱造假”这样笨拙的逻辑回击哪怕是合理的指责。
我现在能够理解这个事件被封杀的原因，在我们这个不愿负责的体制内，为了避免过多应该负上责任的决策者受到牵连，所有理性人都会选择大事化小的做法。只是，这种封上伤口的举动只是一种粉饰太平，如果不能治好病灶，一起事件留下的伤口就会在内部不断溃烂，最终在精神层面上拖垮一间想要有所作为的大学。而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滑坡则是任何金钱投资都无法弥补的伤痕。恐怕过不了几年，交通大学就会沦落为一间毫无个性，只是有更多金钱盖大楼、聘请高产论文写手和项目带头大哥的庸俗学校了。
在我的潜意识里，一所大学应该是通识化和精英化教育的场所，而一个国家真正的一流学校，则应该时刻提醒自己需要对国家未来的去向负责，至少也要以改变行业格局为己任。这种使命感会在某种程度上凝聚起来，成为他一代代毕业生自信心的来源——这种真正的自信来自于强大的内心，而非和更差者对比带来的不健康的自我陶醉。
而这一切，在目前的交通大学还难以看到。也许，是重新思考交大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让我们来看看历届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冠军的分布情况——

 

 

很明显中国六大地理单元中只有西北暂时和冠军无缘，为了地区均衡起见，本届快乐女声的冠军应当来自西北，也就是出生在兰州的李霄云。

力挺李霄云！

昨天听收音机

8月16日 阴转雨

上午去三顾香咸阳连锁店吃羊肉泡馍

好像崩到了牙

回到住处准备午休时

发现被崩到得牙掉下一块来

是下面最左侧的老牙 几年前填过洞 基本上中空了

本来打算早早到西安看看的

结果39路车在石化大道堵住了

司机果断作出决策 掉头走三环

然后又堵住了

空调车空调却开不了 据说烧坏了

一车人被闷在里面热蒸

于是和另一位心焦的大哥一同下车步行

像《落叶归根》里赵本山似的走过一辆辆卡住的汽车

也不晓得在这个相对陌生的城市里走了多久多远

总算坐上了能动的公交车

再转车才到了目的地

已是21时 诊所早已关门

这是LP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丢东西

原来我把信用卡落在一个朋友那了

真是一塌糊涂

 

随后的男篮亚锦赛决赛中国队遭遇了号称最耻辱的失败